上海-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我们是带着对这首歌谣的记忆从上海起飞的。飞临内蒙古后，从飞机上可以看一片格外开阔的土地，北侧就是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阴山南部堆拥着一条狭长的平原，草原之城呼和浩特位于平原西端，就坐落在敕勒川故地上。阴山山脉中部的大青山山顶上还覆盖着积雪。我们后来在呼和浩特城里从各种角度看到过这座美丽的山。
呼和浩特一座安静的城市，空气能见度很高，道路平直，让人心情很好。现在的呼市是原绥远和归化两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归化称老城区，大约在现在的回民区一带，在绥远城的故址上建有新城区。呼市人口约300万，蒙古族在人口中占比不足10%。
大概是因为纬度和能见度的原因，3月初的呼市阳光刺眼，但是气温并不高，只有中午才能攀上零度，晚上非常冷。太阳落山以后，天色的层次仍然非常丰富，日落余晖的红色要近一个小时才会完全隐没。
站在狼山上，可以看到秦代长城的遗迹，远处地平线上隆起一道山峦，通向外蒙古的公路穿山而过。这道长城也是草原与后套平原的分界线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附近的生态园是一处草原游景点，巨大的白色雕塑塑造了一个穿着传统蒙古牧民服装的年轻人形象，躺在想象中的草原上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马匹交易场景。马是游牧文化的灵魂，如今也随着游牧文化的衰落而失去其历史地位
在我们的行程表上，抵达呼和浩特后的第一站是内蒙古大学。贺其叶勒图在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等我们。他曾是这座博物馆的馆长 。
20年前，内蒙古大学筹办40年校庆的时候，决定筹办一座展示内蒙古各民族传统生活的博物馆。贺其叶勒图被任命负责收集与游牧文化相关的展品，比如一座蒙古牧民使用的传统毡房，也就是通常说的蒙古包。蒙古包这个说法来自满语，因为满族人将房子称作包。毡房里的传统牧民家具，大多是他从阿拉善左旗的牧民那里收来的。馆内有意思的藏品包括一座精致的马拉轿车、牧民转场时用来运送各种用具的勒勒车、驼颈皮囊（用来放炒米，可以防潮）和一块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金质圣牌。出乎他的意料，最难收集的竟然是游牧时代最常见的工具：火镫、马笼头（交易马匹的时候，原主人将他的笼头取下来，新主人将自己的套上去，表示交易完成）和马印（为马打上主人的烙印，其中一个马印是佛教的万字纹）。
贺其叶勒图出生在半农半牧地区的兴安盟扎赉特旗。父亲是当地教师。1974年高中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回乡，当了生产队队长。1978年恢复高考，他作为少数民族培养干部到了黑龙江大学学习哲学（他所在的生产队地属黑龙江），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工作，直到三年前退休。筹备博物馆的经历让贺其叶勒图意识到，内蒙古的游牧文化正在快速和不可逆地趋于消亡。他曾让女儿去牧民家生活了半个月。回到城市，女儿最大的感叹是自来水太方便了。牧区用水，过去靠车拖，一大桶水要一家人节省使用。出生在城市里的年轻蒙古人已经无法适应传统的游牧生活，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所知不多，而市面上有关游牧文化的介绍，都充满了似是而非的错误。
贺其叶勒图给我们看了几张来自巴彦淖尔的照片，他有几位朋友在那里制作和游牧文化有关的石雕，石雕上有很多细节错误。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蒙古文化展览，都充满了这类想当然的错讹，只要走出博物馆，游牧生活的真实细节都将消失在时间的河流之中。
内蒙古仍然是畜牧业大省，中国最主要的奶源地。这里的奶业已经高度集中化和现代化，大量土地租给企业，很多牧民成了企业工人，他们的收入来源从原来的牧业交易，变为土地出租、国家补贴和企业工资三部分。无论如何，对不断增长的奶制品市场而言，大企业集中规模化生产才能降低成本，提高品质控制。在很多半沙地半草原地带，土地需要进行平整、恢复，然后才能进行牧草种植和牛羊养殖。这导致在整个内蒙古，除了极少数非常偏远的地区，自给自足的传统畜牧经济都不复存在。
大规模现代生产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较少，很多牧民因此失业。年轻人流出草原，转向从事第三产业。大多数工作岗位和草原文化无关，但仍有一些行业和传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比如表演艺术。
我们见到内蒙古艺术学院的三位学生：达尼斯塔在那里学习美声，打扮很潮，阿拉腾呼亚格是呼麦专业的学生；他们还带来一位专门学习蒙古长调的朋友。他们都毕业于鄂尔多斯蒙古族中学。这所中学是中国最大的蒙古语授课中学，一个年级大概有200人。尽管阿拉腾呼亚格也喜欢薛之谦，但作为呼麦音乐专业的学生，他完全不能欣赏的是在内地广为流传的那些所谓草原歌曲。
呼麦和长调都是古老的蒙古音乐艺术，前者需要运用声带附近一块很少用到的肌肉，通过挤迫声带和控制气流，连续发出罕见的低音。内蒙古艺术学院从2010年开始招收呼麦专业的学生，每年招收6名学生，因为缺少专职教师，2010年到2014年之间一度停止招生，2015年恢复招生后，招生规模仍然是每年6名新生。学生有自己的乐队，只表演呼麦。他们的理想是参加两年一次的国际呼麦大赛。最近一次比赛是在图瓦共和国举行的。图瓦共和国位于位于俄罗斯联邦南部，与蒙古国接壤，是当今呼麦艺术的中心。阿拉腾呼亚格曾经去德国表演，据说今年还会去欧洲表演。他希望呼麦能为他带来一个稳定的生活：读研究生，然后当老师或是进入艺术院团。
阿拉腾呼亚格属于学院背景的呼麦歌手。大多数在内蒙古表演呼麦——或者自称表演的呼麦的歌手，都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尽管其中有一些自学成才的呼麦艺术家，但大多数歌手必须以在婚礼或其他庆典上演唱助兴为生。尽管历史上的呼麦大师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西式艺术教育，也是游走各地以表演为生，但对阿拉腾呼亚格这样的年轻来说，这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生活。
阿拉腾呼亚格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用蒙语交流。他们和父母一样，都是藏传佛教的信徒，但只是在过年的时候和家人一起依传统念经。传统的蒙古家庭里都有佛龛，仅凭这一点，这些年轻人就有足够理由强调，自己是比较“传统”的蒙古族人。
即将消失的游牧生活、神秘复兴的呼麦艺术和对人们的自我认同至关重要的藏传佛教：我们在呼和浩特看到和听到的这些事物，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我们对今天的蒙古文化的想象。但是，呼和浩特只是这次旅行的起点。我们通过阅读和接触在内地生活的蒙古族朋友所建立起来的关于蒙古的想象，尽管一开始就在贺其叶勒图这样的蒙古文化专家和阿拉腾呼亚格这样传承着古老草原艺术的年轻人那里得到了确认，但这种确认不但没有减轻我们心里挥之不去的忐忑感，反而让我们陷入了更深的疑虑。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一切似乎得来太容易了一点。
呼和浩特-临河县-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
结束了在呼和浩特的工作，我们乘火车前往巴彦淖尔。火车沿着黄河一路向西，直到包头，窗外都可见绵延的大青山。它与狼山／乌拉山等一系列东西走向的山体共同组成了阴山山脉。阴山山脉横亘漠南，与挺入内蒙古的黄河夹起一片狭长的肥沃土地，即河套平原。河套又分前套与后套，前套孕育了内蒙古最大的两座城市呼和浩特和包头；后套因其水利发达，土地肥沃，成就了号称“塞外江南”的重要垦区。河套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富饶地带，直到清末，“走西口”移民才奠定了它目前的人口和文化基础。
临河是巴彦淖尔市政府的驻地，顾名思义，这里的市中心距黄河干流只有五公里。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晚，随后乘班车前往乌拉特中旗。经五原县一路北上，沿途都是农田，田垄边上还有大片的芦苇。五原县是典型的后套垦区，得益于黄河的滋养，这里盛产小麦、葵花等作物，是内蒙古的产粮大县。狼山横遮五原北方，狼山以北就是乌拉特草原，那里生活着的乌拉特部蒙古人在清代由呼伦贝尔迁徙至此，世居至今。狼山上仍然可见两千多年前由蒙恬修筑的、用来抵御匈奴侵扰河套的秦长城遗址，被当地政府保护起来，作为旅游景点供人参观。
穿过长城，就是牧区。乌拉特中旗的旗县政府位于海流图镇，镇上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南端是汽车站，北端是县政府。街面冷清，以至于我们在下午一点钟想找一家营业的餐馆吃饭都很困难。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吃饭的也只有我们一桌客人。老板是汉族，祖辈从山西走西口而来，他们一家在这里经营餐馆十几年了。老板娘为我们做了砂锅面和烧烤食品，味道比起临河的食物差了不少。回想起来巴彦淖尔的食物大多与山西食物有着深厚渊源。
我们发现海流图镇上有一座基督教堂，因为正好是星期天，工作之余我们便去探访了一番。教堂建在城镇边缘，规模不小，我们进去的时候，长老正带领信众做集会最后的默祷，一位蒙古族打扮的男子双手合十，用佛教里顶礼膜拜的仪式祷告。
集会结束后，我们认识了这里的一位汉族义工姑娘。她的祖辈由山东来到五原，出于某种原因（用她的话来说是她的爷爷受到了上帝的启示），举家来到了中旗定居下来。这位姑娘本人供职于甘其毛都口岸，当地政府目前正在这座口岸旁边兴建大型的煤炭加工厂，用来加工由口岸进口的外蒙优质煤。口岸和矿业贡献了这座旗县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产值，不过，生活在这里的绝大部分蒙古族仍然以传统的牧业为生。
乌拉特中旗是一座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旗县，街面人家的门口张贴着蒙语写成的对联，大马力的五十铃货车载着羊和马，身着蒙古袍的牧民骑着摩托车来县城购物。这里的蒙古餐馆里很少听得到汉语，不过他们当然同样欢迎汉族前往就餐，须要注意的是在吃完饭离开餐馆前，一定要把碗或者盘子上的筷子拿到桌子上来，否则会被蒙古人认为不吉利。
在城镇北郊的草原上有一座巨大的敖包，据当地人讲曾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敖包，是当地政府作为旅游景观建设的，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去祭拜，不过走上前会发现敖包上仍然绕满了经幡。敖包旁有几个蒙古包，里面没人，门口挂着一块写有“骑骆驼打**电话号码”的牌子，远处有一头骆驼孤独地趴在草地上。再往北，草原上伫立着许多十足魔幻的雕塑作品，包括一座躺在流沙中挣扎的巨大西方人白色雕塑，以及微缩版的英国巨石阵。北风呼啸，旷野茫茫，虽然再没有其他的游人，我们倒是觉得这里算得是相当特别的景点。
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
2017年初，在乌拉特中旗，我见到了圆通的快递员阿拉腾宝力格。两星期前，乌拉特中旗下了一场大雪，电动车不好上路，有人拍到阿拉腾宝力格骑马在海流图镇上送快递的视频，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
我是为蒙古马来到这里的。阿拉腾宝力格在做快递员之前，是赛马手，做了快递员之后，仍然和朋友在镇上租了一户人家的小院子养马。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就要起床，遛马、喂马，“伺候”完马，回到家吃饭洗澡，九点多去快递点开始工作。网购已经延伸到了这个北方边境小镇，阿拉腾宝力格主要负责送海流图镇上的货，多是小件的衣服和日用品之类。他骑着一个带货厢的快递专用电瓶车，送到街面上的一家水果店时，老板认出了他：“你上电视啦，我还以为你上电视了就不送了呢。”他笑了笑，没说话，跑回车上继续送货。一天大概有400到600个件，一般下午五点多能送完。他通常不吃午饭，因为骑马需要控制体重。
十岁出头，阿拉腾宝力格就帮人骑马参加比赛，拿了几次冠军，成了中旗有名的小骑手。蒙古族赛马和欧洲赛马不同，规矩不多，气氛欢快热烈，马主带上自己最好的马，请一个善于骑马、身轻灵活的小骑手，如果获得奖金，就分一部分奖金给小骑手。过去蒙古赛马盛行，小孩五六岁时就开始赛马，现在最小的赛马手也有十几岁，而且找到优秀的骑手越来越难了。
阿拉腾宝力格在牧区出生，家里有近八千亩的草场，一直以养马和养羊为主。父亲巴特尔保持了蒙古族擅长养马驯马的传统，年轻人很少像巴特尔一样能够在马上套马。因为骑马出了名，初二开始阿拉腾宝力格就不怎么去学校了，专门帮人驯马、赛马。他去锡林郭勒帮人骑了三年马，又回到中旗，才开始送快递。
快递不需要马，但是阿拉腾宝力格维持了和马打交道的生活。晚上送完快递，他和哥哥阿拉腾达莱还有两个朋友碰了头，准备去附近的马场。哥哥阿拉腾达莱平时在县城开小货车，帮人运羊羔，虽然也是在牧区长大，但是不会骑马，对养马也没有太大兴趣。
阿拉腾宝力格骑马，其他几个人开车过去。马场就在县城边的半山腰上，骑到那里，马出了不少汗，马毛贴在身上。阿拉腾宝力格用一把大鬃毛刷把马汗刷掉，否则寒风中马很容易感冒。
围栏围起来的马圈里，还有一间砖头围起来的小院，阿拉腾宝力格和马场主一进马圈，马被赶得跑了起来，马场的一只两三个月的小狗也好奇地跑进马圈。阿拉腾宝力格和几个朋友从不同的角落包抄，要把去年年底出生的小马驹赶进砖头院子里，打上马印。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我站在马圈的角落不敢动，屏着呼吸，目光紧跟着马群移动。
两三匹马驹关进了院子后，马场主人拎着刚才那只小狗，放在了马圈边上。我走过去，发现小狗一动不动，只有胸口随微弱的呼吸略有起伏，脖子耷拉着，似乎颈椎被马踢断了。
所有马驹都被赶到了院子里。阿拉腾宝力格小心翼翼地举着套马杆靠近马驹，把套马杆上的笼头套在马头上，然后丢开竹竿，慢慢牵起绳子。接下来就是和马角力了。人要将马拉到跟前，再猛地拉笼头上的绳子，直到马被拉倒在了地上，两三个人凑上来用身子压住马，将马后腿上一块毛剪掉，主人用烧红的烙铁烫下印记。这家马场在马身上印的是数字“9”。
打好马印，几个人收拾工具，给马添了一些草料。马场主人过来看小狗，发现它已经没有了气息。
和马有关的活动看起来都惊心动魄。阿拉腾宝力格和朋友新买的两匹马，还没有驯过，他们驯马的方式就是每天拉出来骑，一骑上去，马就蹬起后腿，不断地想把背上的人甩下去，阿拉腾宝力格紧紧拽住缰绳，保持平衡，不时用手拍打马的屁股，这样连着几天，马就投降了，任由人骑在背上。马并非像宠物猫狗，天生与人亲近，也并不喜欢被人骑乘，但优秀的驯马人用勇气和决心征服马，时间长了，马和人的感情就会建立起来。
说起蒙古马，总会说它们曾在历史上帮助蒙古族征服了欧亚，建立起强盛的帝国。不仅是在战争中，马在蒙古族的生活同样重要，它曾是草原上主要的交通工具，保证了游牧生活的流动性。蒙古马体型和速度都不是最优，但生存能力极强，抗寒耐旱，耐力极强，能够长途行进。除了这些可观需求和条件，蒙古族更多是喜爱马，需要马的陪伴。阿拉腾宝力格和朋友都向我表示，马很聪明，如果主人受伤了，会鸣叫寻求救援，如果主人喝醉了，只要伏在马背上，马就会把他带回家里。关于马的神奇故事在这里广为流传，虽然并非传说者的亲身经历，但人们都深信不疑。 有人兴致勃勃地向我说起，呼伦贝尔有一匹枣红马，被卖到福建的景区，过了一年竟自己从千里之外跑回了家。
阿拉腾宝力格家现在养着近两百匹马。养马不太费事，但因为草场的退化，草场自然水源减少，夏天马群只能回定居点喝水，冬天需要喂草料。
秋天的时候，会有马贩子来这里收购马匹。马价波动很大，价格最高的2013年，一匹马要卖一万元，这两年价格已经跌到2000到4000元之间。收马的大多是河北人。养马的人从来不问这些马运去哪里，做什么用，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些马被运到内地后，多半是要被杀了卖肉。
在草原五畜里，狗一直是作为人类的伴侣，牛和羊是经济牲畜，马和骆驼的处境都非常尴尬。它们的主要功能都已经被现代交通工具取代，除了一部分用于旅游和比赛节庆，剩下的只能随行就市，流入餐桌。
二十世纪初，两位日本人类学者在蒙古旅行，一路依靠马匹和马车，碰到市场上出售骡子，感到非常惊喜。他们觉得骡子温顺可爱，方便骑乘，而“价格仅为马的十分之一”。如今，马的经济价值一落千丈，马肉多冒充驴肉或者骡子肉流入市场。但蒙古族牧民并没有因此完全放弃养马。养马不用太操心，马自己会吃草，喝水，只要下驹子的时候多加照顾就行。如果不缺钱，牧民总要养些马。毕竟草原也是蒙古马的家，并非只是牧人的草场。
2017年7月，我再次回到中旗的时候，阿拉腾宝力格已经从快递公司辞职了。他花了五万块钱，买了一匹通辽大马，和一个欧式的红色马车，打算做礼仪和宣传业务。他和女友结了婚，买了车，并开车带我去看他新买的两匹马。这两匹马是从别人手里低价买来，准备驯好了再卖给马场或者旅游景点的。阿拉腾宝力格说不准做这些赚不赚钱。几个月不见，他胖了很多，以后恐怕不能再骑马了。
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巴音敖包嘎查
内蒙古的马文化正在衰落。但一些牧民仍然依照传统养了一些蒙古马
2017年秋天到来之后，我们重返乌拉特草原，拍摄马群转场。这些马属于阿拉腾宝力格的朋友额尔古纳
额尔古纳是乌拉特中旗的公务员，因为痴爱蒙古马，他的业余时间全部投在了自己的马场上。这是他的女儿牵着家里的马匹
在海流图镇的一天，阿拉腾宝力格的朋友额尔古纳开着他的五十铃农用车来接我们。车身前后两排，可以坐下四个人，后面是一个小的车斗，不管是运马还是运送生活用品来回牧区，都非常方便。牧区离县城一般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很多住在城里的人一周得来往一次牧区，给家里人送去生活用品和蔬菜。因此这种车在中旗广受欢迎。
出了县城，往北驶去，牧区景观非常开阔，草原上大多是一些短的黄色草根，间或有一块寸草不生的沙地，有的地方又冒出芦苇，可能曾经有河水或者湖泊。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矮山，偶尔能看到松散的羊群在被铁丝网围起来的草场上走动。
草原是一个粗略的称呼，在地理学家看来，内蒙古自东向西可以分为森林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再向西则是典型荒漠带。乌拉特正位于荒漠草原向荒漠过度的位置，年降水量在100-200毫米，属于明显的高原大陆性气候。这里受降水的影响非常明显：雨水好的年份夏季草场丰茂，荒漠看起来就像绿茵茵的草原；而雨水稍差时，牲畜就要挨饿了。
从地理区域上看，乌拉特是戈壁沙漠的南缘，南面的阴山将荒漠地区与河套平原隔开，北面和蒙古国交界。戈壁（Gobi）来自蒙古语，是荒漠的一个类型，即地势起伏平缓、地面覆盖大片砾石的荒漠。
戈壁沙漠在中国和蒙古国的交界处，包括蒙古国的南部和中国内蒙古的西北部、甘肃河西走廊北部以及新疆东北的一小片区域。丘陵高原占乌拉特中旗总面积的86%，这部分区域基本全都是草场和荒山，由于干旱少雨，地表植被稀疏——我们这一路没有看到树木，显眼的只有山地阴面的灌木。
打破荒凉景色的是草原上矗立的白色风力发电机。一排排六十多米高的风机缓缓转动。因为没有山脉和森林阻挡，风多风大是乌拉特中旗气候的主要特征。这里全年盛行北风和西北风，地表风蚀严重，细沙被风吹走，草原上剩下砾石。乌拉特中旗有两个风力发电厂，风机和输电桩建在牧民的草场上，一个风机大概需要征用六亩草场地，作为补偿，一次性补贴牧民六万元。
在内蒙古和甘肃的北部的戈壁上，很多地方都建起了风力发电厂，成为荒凉的戈壁滩上显眼的现代景观，电和西北风一样往东南方向输送。
对于传统的蒙古族来说，草场是最为宝贵的财产，一旦破坏又难以恢复，失掉自己家的草场是非常不光彩的，但也有牧民觉得能够一次性拿到一大笔补贴，可以尽快改善生活或者从事其他行业——这几年放牧的收入低，追不上不断提高地生活需求了。
开到巴音敖包嘎查，我们驶离道路穿过一户牧民的围栏，沿着草场上一条车轧出来的车辙路到了阿拉腾宝力格家。眼前出现一排平房，坐北朝南，隔成五间：分别是厨房、客厅、卧室和两个杂物间。阿拉腾宝力格的母亲巧花端出了奶条子和炒米、饼干，给我们每个人倒上了奶茶。房间里很暖和，煤烧的暖气供到客厅和卧室。阿拉腾宝力格的父亲巴特尔穿着迷彩的军大衣，脸很瘦。这张沉默的蒙古男人的脸上处处可见常年风吹日晒的印记。
房子位于一片面积达到3800亩的草场北端。向南望去，地势缓缓升高，看不到草场南面的边界。另有一块草场在南面山里，是阿拉腾宝力格家的夏牧场，冬季基本不去。阿拉腾宝力格这片草场上养了两百多只羊和一百多匹马。羊圈挨着房子，有羔的羊和行动不便的羊留在圈里，其他羊和马上午都自己出去吃草了。冬天草料缺乏，马和羊要靠饲料补充。
饲料印证了草场的退化和游牧生产方式的改变。在巴音敖包嘎查，现在一年里有六个月要给牲畜喂草料，草料多是从农民那买来的玉米秸秆，原本自给自足的游牧生产现在必须依赖农业种植产出的饲料了。
草原牧业已经无法维持自给自足的传统。一年中有六个月必须给牲畜投喂饲料。喂羊的饲料以买来的玉米为主
巴特尔是巴音敖包草原上最好的套马手之一。他家的母羊不知为什么拒绝自己的羊羔吃奶，每次羊羔吃奶都需要他的帮助
快到中午，阿拉腾宝力格的妈妈开始准备午饭。厨房里有三口灶。一个土灶，灶上架着一口大铁锅，里面烧着一块牛的头骨，这是为了把头骨烧熟，敲碎，获得里面的油脂，留着给宝力格的马具上油。将羊粪和羊圈里的泥土混合后，兑水制成砖块状，干燥后就可以用做土灶的燃料。烧羊砖的土灶的旁边是煤炉，煤炉后面接着管道，客厅和卧室这两间房就靠煤炉的热气供暖。
尽管牧民仍然保留着土灶，以便利用羊粪，并使以羊圈为中心的定居点可以保持清洁，但在漫长寒冷的冬季，最重要的能源已经从牛粪和羊砖变成了煤，——由于附近并不产煤，今天乌拉特草原上牧民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贸易和便捷的交通工具。最有意思的是，煤炉对面还有一处贴了白色瓷砖的灶台，放着一个燃气灶。这种贴瓷砖的火灶在内地农村非常普通，想不到我会在这里看见。事实上，牧民做饭主要用从县城拉过来的液化气。
我们的午饭是肉干焖面和奶茶，牛是牧民重要的肉食和奶食来源，但是这个嘎查现在没有牧民养牛了。在巧花的记忆中，小时候这里是家家户户都养牛的，牛用舌头卷着吃草，只能吃到水分足的嫩草和草叶的尖部，因此草场一旦退化，第一个后果就是不合适养牛，如今，草原深处的牧民日常食用的牛肉和牛奶，和远在尘世从没见过草原的居民一样，都来自县城附近圈养式的牧场。巧花和丈夫必须定期去县城采购牛奶和奶制品，带回草原放在客厅的大冰柜里。
对于现代电器的依赖迫使牧民定居，以便获取不间断的能源供应，这片草原上没有供电电网，但宝力格家屋子前面有一块太阳能板，背后有一个风电机，电瓶就在客厅角落。
牧民和政府都在为草场退化焦虑。据2006年一份论文显示，乌拉特中旗草原退化、沙化程度从70年代的22.9%，90年代的65%到2005年达到了91.4%。而在20世纪初期，这里还是牧草繁茂
“草场不行了”，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时，恢复已经变得很难：草原植被的恢复基于植被存量，存量越小恢复越慢。
这块草场是阿拉腾宝力格的父母结婚时买下的，和现在人们结婚买房类似，表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开始独立生活。那时这里还是没有分割的天然草场，他们家有1000多只羊，整个嘎查也只有48户人家，羊和马的活动范围没有围栏边界。1998年开始实施分地围栏，每家按照人口分得相应的草场，现在嘎查已经有了近两百户人家。
吃过午饭，我和他的父母一起坐在炕上看电视，他们看了一会儿蒙古语的新闻节目，然后开始看一个蒙古族歌唱比赛，女主人轻轻跟着唱了起来。屋子外面有摩托车的声音，男人把摩托停好，打开屋子前面的铁栅栏走了进来，女主人打开门，这是他们家的邻居来串门了。这位邻居是汉族，出生在牧区，不会说蒙语，但是长在牧区，能听懂大概意思。1960年代初的饥荒期间，他的父亲从河北邢台逃荒到了包头，看到乌拉特中旗这边“招人”进行生产，就到了牧区。这位邻居现在只有一两百只羊，这几年羊肉行情走低，只能勉强维持生活。阿拉腾宝力格家周围的邻居基本都是汉族，很多是从后套迁过来的农民。
在乌拉特中旗巴音敖包草原，一户牧民的草场面积可能达到数千亩，但到了冬天，仍然需要为牲口准备饲料
巴特尔家在草原上的定居点，卡车、摩托车、卫星电视、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电机被一片3800亩的草场包围
整个乌拉特中旗的人口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经历了显著增长。1964年牧区人口在1万左右。70年代开始宣传计划生育后，人口增幅趋稳，1982年达到1万八千人。在集体化时代，牲畜和草场都归集体所有，牧民扩大牲畜规模的积极性不高。“包产到户”政策实施后，扩大规模来提高效益的需求更为强烈，大部分草场划分到户，用铁丝网围了起来。牧民就充分利用“公有”草场，来提高自家牲畜数量，使得草场严重过载。从1982年到1999年，乌拉特中旗人口增长了20%左右，牲畜保有量却翻了一倍。
1998年，阿拉腾宝力格家也用铁丝网将自己的草场围了起来。从政策层面上，政府学习西方牧场的运作，希望通过明确草场使用权来解决公共草场被滥用的问题，同时发展牧草种植提高养殖效率。但是草场的划分远远不如农田那样简单，公有草场被过度利用导致沙化，相邻的草原必然也收到影响。荒漠草原生态本来脆弱，局部生态的恶化很快传导到整个系统。政府按照牲畜数量收税，没有承包草场的人只要缴税也被政府默许使用草场，进一步加剧了过载。
下午，羊群自己出去觅食，山羊带着绵羊一起从羊圈向北走，很快就到了草场北边的界线，铁丝网另一侧就是阿拉腾宝力格邻居家的牧场。羊群看起来已经对围网习以为常，它们从豁口轻轻一跳，一个接一个继续向北吃草。快到落山时，这群羊又从东面的围栏跳回了自家草场。草原生态的一个特点就是水草分布不均，不像南方农田那样生产相对稳定。羊没有产权（或者使用权）的概念，凭借与生俱来的跳跃能力，之后能够日复一日地行使动物本能对现代牧业和人类社会制度的轻巧抵抗。
但这种抵抗是有限的，传统游牧时代人类通过适应牲畜的动物本能来调适自己与草原的关系。羊、牛、骆驼、马甚至狗，它们绝非人类改造草原环境的驯服工具。相反，靠着摸索这些动物的生存方式，人类才能理解草原生态的规律，依靠主动适应而非改造草原生态，才发展处出了草原文明。如今，传统草原文明所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情感和精神寄托、信仰及仪式，要么已经不复存在，要么面目全非，正经历彻底流失的最后阶段，并不是围栏导致这一切，相反，围栏可能只是草原文明演化——也可以说是崩溃——历史上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
定居取代游牧，围栏将草原切割成大小不一的羊圈后，不论当年水草情况怎样，牧民都只能在自己的围栏内的草场上放牧，打破了冬夏草场轮牧的传统，草场没有机会休息，牲畜反复走同样的路线，使得土地坚实，这条路就变得光秃秃了。加上定居后，没有水源的草场必须打井取水，抽取地下水加剧草场沙化。
退化严重了，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行禁牧。在阿拉腾宝力格的妈妈巧花看来，禁牧有一定好处，到了夏天，北面禁牧的草场草长得明显比他们家牧场的草高。但禁牧断了很多牧民的生计。其他产业不发达，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牧民的就业问题。国家固然提供补贴鼓励禁牧，但是补贴的发放不一定及时，导致有些牧民对于补贴政策的不信任。禁牧对草原生态还有一种人们通常难以理解的影响。牲畜适度啃食能刺激草的生长，踩踏使植物种子入土，这些都有利于形成和维系一个更多样和更丰饶的草原生态。禁牧把牲畜看做草原生态的外来异质和破坏力量，却没有看到千万年来，动物——不管是野生动物还是人类驯养的动物，已经成为草原生态的一部分。一刀切的禁牧在有些地方已经产生了生态后果，其中最早为人所知的是那些禁牧后的草场植被单一退化。
两个儿子都在县城定居了，巧花去年也曾经去县城的餐馆打工，把羊群寄养在别人家，丈夫在牧区照顾马群，但是打工的生活难以适应，她也不放心丈夫一个人在牧区，毕竟自己家有这么辽阔的牧场呢，她还是回到牧区，把自己的羊群接了回来，和丈夫继续放牧的生活。草场像受了重伤的病人，要花很长的时间恢复，而同时，放牧经济效益越来越差，年轻一代大多选择了离开，像阿拉腾宝力格兄弟一样，离开了蒙古族长久以来经营的草原。
临河县-巴彦浩特镇-巴丹吉林镇
西北地区的汽车司机都不太喜欢开暖风，大概因为这里日照强烈，车子开起来以后，会有很强的阳光照进来让车内的温度自然升高。我是个喜热怕冷的人，所以每次我上长途大巴车，都要仔细盘算一番时间和方向，挑个最暖和的座位坐下。这一次由临河去阿拉善右旗，竟足足在大巴车花了两天的时间，出差回来后同事们都说我晒黑了，其实我在户外的时间倒有限，想来主要是这两天在大巴车上晒的。
2017年3月9号一大早我便由临河出发了，目的地是阿拉善左旗。汽车在磴口跨过黄河大桥来到黄河东侧，随后一路沿河逆流而南下。磴口是整个内蒙古河套地区引黄灌溉的脉门，这一带的黄河，河道复杂，周边沟渠无数，黄河两旁的开阔河滩上有许多矮小堤坝和引水工程，河滩看上去是未被耕种的，零星有些羊在上面吃草。沿着黄河开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车子进入鄂尔多斯辖内，东边渐渐隆起鄂尔多斯高原的东缘桌子山。这块与陕西接壤的高原盆地被几字形的河套“套”了起来，世居着成吉思汗的守陵部落。随后车子驶入乌海市，乌海是新兴工业城市，市容整洁，一座全市可见的高山上端坐着一座据称是全世界最大的成吉思汗造像，山下有成排的货运列车缓缓行驶。汽车在这里再次跨过黄河，这里的黄河相比磴口开阔不少，水量看起来也充沛许多，大概磴口黄河的水量被众多的灌渠疏解掉了。
乌海以南就是贺兰山。贺兰山是内蒙古与宁夏的交界，南北走向，长度约200公里，主峰敖包疙瘩海拔高3556米。贺兰山以西是腾格里沙漠，以东是宁夏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区分地理与气候的重要山脉。其名称来由众说纷纭，有趣的是，“阿拉善”一词即使蒙人读贺兰山汉音的讹变。这座赫赫有名的山脉将南下的公路劈成两条，一条沿黄河自石嘴山入银川平原，我走的这一条沿贺兰山西麓直抵阿拉善盟的首府巴彦浩特。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民勤北部遇到了很多由包头前往敦煌新疆等地的大货车，他们全部由我走的这一条路经阿左旗出民勤随后进入河西走廊，这条路线比起在贺兰山南端绕到中卫的传统路线来说实在经济不少。贺兰山上白雪皑皑，山下草地丰美，景色怡人。不过山路漫长，下午四点，我们才到达巴彦浩特。
巴彦浩特，当地人或称巴音，蒙语意为“富饶的城”，这里比起临河来城市规模较小，消费也较低。地图上看，这里与银川通有省道，其方言也不再是河套地区带浓重晋语特征的“河套话”，取而代之的是特征明显的兰银官话。大概因为这里处于山阴，虽然纬度降低了不少，气温却比临河低了很多。我在这里吃了肯德基，早早休息了。
巴音前往阿右旗的汽车每天只有一班，早上七点半发车，下午三点才能到达。因为沿途除了荒凉的戈壁，就是腾格里沙漠的北缘和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缘，这一路上的风景实在单调乏味。不过道路的情况却比我想象中的好，虽然途经的公路大多是县级，但大多算得上干净平整，很少颠簸。
阿右旗的旗县位于巴丹吉林镇，这是巴丹吉林沙漠南缘的一个小镇，人口不到四万。这里的蒙古人大多从事传统的牧业。这里有自河西走廊北障龙首山通向金昌的山口，与河西走廊交通便利，因此，也有不少甘肃人在这里经营餐馆之类的生意。
当时的探险者在当地成立了旅行社，集结了一批懂得如何进入沙漠的越野车司机，垄断了当地的沙漠游。他们收费奇高，去庙海子进出一趟沙漠的车费就要3000元，还要被当地政府收取220元每人的门票。不过我来的这个时候算是淡季，一些司机愿意以2000元的价格接下这趟行程，虽然仍觉得很贵，但也没有办法。
在镇上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和司机师傅就沿着一条供水公司修筑的土路向沙漠进发。巴丹吉林镇过去吃的是从金昌引来的水，水质不好，又苦又咸。但后来政府发现巴丹吉林沙漠下面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于是索性在沙漠打了一口深井，将沙漠地下水引入旗县内，作为县内居民的饮用水。据说沙漠的地下水水质很好。沿途我们先后经过了二级泵站，一级泵站和抽水泵，都是新修起来的小型建筑物，由围墙围起来，没有人看守。因为泵站需要电力，所以从镇上到抽水泵架设有电线。这里的电线杆低下用沙袋牢牢绑住固定，不然很容易被风吹倒。
过了抽水泵就没有路了 ，在路的尽头，司机停下车对轮胎放气，否则汽车很容易陷进沙子里。随后的沙漠旅程实在刺激，车子在一座座沙丘上缓缓行驶，常常从极陡的沙坡上直冲下去，感觉稍有不慎就会翻车。我们经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海子，有些海子边沿有明显的盐渍，是盐湖，有些盐湖是红色的，大概因为水里富含铁矿；有些海子边有骆驼在喝水，那便是淡水湖。在无风的日子，沙漠里骆驼的掌印就是找到淡水和人家的路标。 我们在沿途的几个高大沙丘休息了几次，这里的沙子非常干净，就是纯粹的细沙，不参杂一点儿土。这个季节，沙子表面很温暖，但插一只手进去，底层的沙子就非常冰冷。沙地上爬着很多漂亮的甲虫，长着蓝色的颈部，不咬人。司机师傅拿了些袋装的奶食给我吃，吃过之后，他并不把包装随手扔掉，而是转头塞进车里。蒙古人爱惜大地的传统，从这一个细节就能看得清楚。
哈斯乌力吉，庙海子的寺主，在喇嘛庙里准备日课。他从父亲桑木腾喇嘛手中继承了寺主一职
酥油灯是藏传佛教的常见供奉物之一，哈斯乌力吉的日常工作就包括准备这种花费不赀的供品
在沙漠里走了大概四个小时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庙海子。在远处的山峰上就可以看到两个非常漂亮的湖泊。其中一个极大，据说有二三十米深，为了防止骆驼吃草时不小心跌入水里淹死，牧民用铁丝网把这个湖泊围了起来。因为富含盐分，这里的水反射率更高，又极清澈，像镜子一样把两旁的沙丘倒映出来，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紧邻着这泊大湖就是庙海子前面的湖，这泊湖有些退水，周边都是白色的盐分。庙海子就坐在两座湖之间，背靠着一座不高不矮，走势绵和的沙丘。 庙海子非常美，那是一种很高级的，节制的美。它的大小在沙漠和盐湖中间，既不至于过大而突兀，也不至于过小而狭促。建筑的形貌非常考究，精致而朴素。看着它门前飘扬的经幡，我想着，这整整两天半的路途也算值得了。
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甘其毛都
甘其毛都在蒙语里是一棵树的意思。在乌拉特中旗的荒漠草原上，随处是砾石、茅草和灌木，一棵大树足以成为显著的地标。但不管是去甘其毛都的路上，还是甘其毛都镇上，我从来没有看见任何一棵树大到足以成为地标，在如今的甘其毛都，大树只存在于古老的语言，人们提到这里，首先想到的只是位于中国版图北方边境线正中段上的一类口岸。从乌拉特中旗北部的牧区继续向北，公路两侧的开始出现“建设美丽边疆”、“建设中国正北方的美丽边防”之类的标语和告示牌，确认了我正在靠近中蒙边境线。
越向北去，靠近戈壁沙漠的核心，植被更加稀疏，斑驳的草原中夹杂着一些小块的沙地，冬季显得尤为荒芜。出租车司机是当地人，提起四五年前这里到了春季经常有沙暴，这几年禁牧、种草，沙暴少了许多。21世纪初，雾霾还未进入人们的视野，困扰华北，尤其是北京的环境问题主要沙尘暴。乌拉特中旗原本就在沙尘暴的西北路径上：根据2002年国家环保总局对于沙尘暴来源和路径的研究，沙暴西北路从内蒙古的阿拉善的中蒙边境、乌拉特、河西走廊等地区开始，经贺兰山地区、毛乌素沙地或乌兰布和沙漠、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等地，到达北京。这项研究发布的同一年，乌拉特中旗开始实施退牧还草，以期改善草原的沙化，减少沙尘暴。
在干旱缺水的戈壁沙漠，骆驼是一种标志性的动物。我们沿着S212向北，道路右边出现了一座雕塑，一只双峰驼正在和草原狼对峙，骆驼弓着身体，瞪着眼睛发出低吼，狼也是一样的姿势。这个雕塑大概是为了宣扬骆驼的勇气，野生骆驼战斗力的确很强，能够用有力的后腿踹死狼，但是家养骆驼实在很难和狼匹敌。戈壁红驼是乌拉特后旗和中旗的特色，骆驼是草原五畜之一，是牧民重要的运输工具，驼队曾经是西北货运和交通的主力，造就了丝绸之路的辉煌。但汽车和火车早已替代骆驼，如今骆驼的养殖和经营出路不明。
草原的境遇和骆驼颇有相似，2002年乌拉特中旗实施退牧政策，相应地需要进行移民。牧民对移民的态度不一。据2006年一篇关于中旗移民的调查论文，三分之一直的牧民因为家庭收入减少希望搬迁，27%的人因为草场严重退化，20%的人因为草场严重缺水希望移民。以靠近边境草场沙化严重的川井苏木为例，在移民去向的调查中，82%的牧民希望继续从事放牧，仅有11%的人愿意进入城镇，不到7%的人选择种地。换句话说，牧民不愿意离开草原，但草原已经无法容纳他们了。
草原仍有其他价值，需要从地下发掘。中国核工业集团在图古日格开发了一个金矿。黄金抗腐蚀能力强，在核工业中有大量应用。除了金矿，开阔的荒漠上还能看到一些小型的磕头机正在运行，日夜不停地从草原地下提取石油。能源和矿产正成为这一带草原上的支柱产业，带来的效益显然超过了牧业。
北方地平线的尽头腾起了大片的黑烟，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非常奇幻。通往甘其毛都镇的公路两侧，各有一条被绿色塑料网围起来的公路，大卡车来来往往：这是运煤的专用通道。甘其毛都口岸1992年成为国家一类季节性双边口岸，是因为这里和蒙古国矿产资最为丰富的南戈壁省接壤，2004年蒙古国原煤实现常年通关，2009年开始常年通关。煤和铜金粉的是从蒙古输入中国的主要产品，蒙古国的卡车将煤运到中国一侧的堆煤场卸掉，中国的卡车再从这里将煤运到山西和河北。口岸附近有好几个用塑料网围起来的堆煤场，频繁卸货和装货使得煤灰漫天，形成了连片的黑烟。
站在关口附近的军事管制区附近，能看到对面蒙古国境内的荒漠和丘陵，地貌上和乌拉特中旗基本相同。甘其毛都镇上很荒凉，很多大型的建筑都蒙上了黑色的煤尘。随处可见没有人的大型商场、住宅和酒店，还有很多刚搭起来水泥框架的烂尾楼。政府希望把口岸建成一个热闹的城镇，但这个规划显然是失败的。口岸来往商品单一，除了大宗的煤和铜矿，只有零星地来往一些生活用品和进口工艺品等，始终没能吸引足够的常住居民。跑车的中国司机大多是东北人和内蒙古东部人，因此镇上有不少东北菜馆。除了饭店餐馆，甘其毛都最多的就是汽修店。招牌上除了中文还有蒙古国用的蒙文，和内蒙古的蒙文写法上非常不一样。
前两年煤炭和钢材走势低迷的时候，这个口岸更加萧条。蒙古国煤矿品质较高，适合进行煤加工，但蒙古国水资源匮乏，无力发展这类耗水量巨大的工业。靠黄河引水以及乌加河，乌拉特中旗政府在南边的德岭山镇建了甘其毛都工业园，重点发展煤焦化产业和有色金属加工，也因为其环境影响一直饱受争议，但争议归争议，中国能源企业神华修建的甘泉铁路连通甘其毛都、工业园区和包头的万水泉，这个边境小镇已经被纳入中国北方工业发展的版图中。
巴彦淖尔乌拉特前旗-鄂尔多斯杭锦旗
从乌拉特前旗出发，大巴车沿着110国道向东开出旗县，不久就能看到北面出现的高大的山体。乌拉山横亘在乌拉特草原东南部，是阴山山脉的一支，东起包头昆都仑河，延伸到乌拉特前旗。习惯了开阔的草原景观，陡峭的山势让人着迷，山体侵蚀强烈，山脊狭窄险要、沟壑纵横。乌拉山南面邻着黄河，山前形成冲积平原，道路边能看到耕地。这里不再是牧区。
从乌拉特前旗去往杭锦旗的路上，景观变化尤为丰富。沿着乌拉山向东走了快20公里，班车向南拐上了215省道，宽阔的黄河随即出现在眼前。3月份黄河已经解冻，河水非常的清澈，水面不宽，河道没有深切，感觉河水快要漫过河岸。这一段清新而自然的黄河岸边还有雪和冰，清透的河面以及冰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完全不同于中下游黄河给人沧桑的感觉。跨过亿利黄河大桥，就进入鄂尔多斯高原。
黄河在宁夏北部沿着贺兰山北上，在鄂尔多斯高原边界拐了一个几乎90度的弯，这是黄河巨大“几”字型的第一个拐弯。这个“几”字中间的上半部分，就是鄂尔多斯高原。虽然黄河造就了这个地理单元，但鄂尔多斯大部分是风沙弥漫的荒漠草原，不适宜耕种。如果从高空俯瞰，也许能看见阴山南麓的秦、汉长城和鄂尔多斯南面的明长城。历史上这里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反复争夺的地带。因为靠近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游牧民族可以由此南下，因此当汉民族强盛时，就将防线推进到黄河北岸，囊括河套以及鄂尔多斯，但由于不适宜农垦，这条防线总是难以长期维持，明朝国力不济时，防线从北部逐渐南撤只能竭力，守驻榆林神木到盐池一线。 按照美国军事专家阿瑟·沃尔德隆的看法，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蒙古骑兵对明朝的危险始终没有解除。和与战的争论贯穿整个16世纪。军事政策分歧和派系政治最终拖垮了明朝。
过了黄河就到了杭锦旗杜贵塔拉镇，客车在这个镇的新区转了一圈。这里建起了连片的低层小区，看上去没什么人住，但是已经显得有些破旧，是一个空空的新城。新城的交通环岛上写着“亿利沙漠生态园”之类的口号，加上之前经过的“亿利黄河大桥”可见这个企业在这里声势之大。沿着215省道继续向南就进入了库布其沙漠。
刚进沙漠可见连片起伏的黄色沙丘，偶尔有植被的地方是几个游客在拍照。越往沙漠深处走，这种典型的沙丘变少了，地表上出现一种当地称为白刺的灌木。这些灌木据说也是亿利集团种植的。单调的沙地和灌木之外，远处隐约可见厂房，接着出现了 沙漠中盐湖的大片白色反光。
在沙漠公路行驶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进入杭锦旗旗县。杭锦旗是鄂尔多斯唯一的贫困旗，从远处就能看到大片新建高层住宅楼，看上去很多还没有人入住，但是进入城内，大多是低矮老旧的砖土平房，和外围的高层住宅形成巨大的反差。此前我在呼和浩特认识了内蒙古艺术学院呼麦专业的学生阿拉腾呼亚格，就来自杭锦旗。阿拉腾呼亚格的父亲在杭锦旗从事土地治理和流转。
在杭锦旗一家餐厅我见到了阿拉腾呼亚格的父亲杨勇钢。一见面，他就提起他手里的一块土地。杨勇钢尽力让我相信他拥有的土地仍然有利可图，但细细聊起他赚钱起家的历史，我才意识到，这些土地对他来说是一块长久的心病。杭锦旗1988年开始分草场到户，杨勇钢家也分到一块3000亩草场，但他从没放过牧。大学毕业后，他就进入政府的工业园区工作，90年代后期，政府鼓励下海，他从做鄂尔多斯最为著名羊毛生意开始，抓住机遇赚了第一桶金，随后又进入其他行业，迅速累积了财富。和鄂尔多斯很多富人一样，进入21世纪后，杨勇钢也开始在杭锦旗当地涉足房地产开发，买一块地，推掉平房，盖成小楼，转手卖掉。不到五年，他的财富快速增长。但他说也意识到“房地产当时已经非常泡沫”，转而抽身做起了土地买卖。2010年开始，他陆续买下了6、7块牧民的土地，都在自家的草场附近，其中两块地后来被政府征收，一进一出，他的确挣了一笔钱。
后来媒体在描绘鄂尔多斯经济时，都会提到2010年经济繁荣的顶点。那时候在鄂尔多斯“干什么都挣钱”。2004年开始，煤炭价格走高，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开放的经济政策，鄂尔多斯的财富迅速膨胀。“2010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人均GDP高达20800美元，超过香港，位居全国第一。”外地投资者纷至沓来。煤炭业带来的财富没有太多其他的再投资渠道，资金开始大量大量流入房地产业，地产繁荣的景象又吸引大量民间借贷资金投入煤矿和房产。泡沫不断膨胀，最终在2011年底开始突然破裂。2011年下半年，接连爆出的非法集资案引发挤兑潮，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2012年煤炭价格下跌，鄂尔多斯的经济支柱也开始崩塌，财富变成了空城里的烂尾楼。曾在炒房和高利贷中尝到甜头的人都陷入了绝望。
曾把土地卖给杨勇钢的两户牧民都曾得到一大笔钱。其中一家在旗县附近买了一个养牛场养奶牛，生活稳定。另一家拿钱在城里买房之后，剩下的钱投入典当行放高利贷，如今连本钱都没有收回来。谈起鄂尔多斯经济崩盘，尽管庆幸自己从房地产抽身较早，但杨勇钢2010年买下的大量土地中，除了政府征用的两块，还有近2万亩地都一直没有转手。在地产泡沫高峰时期，买地占用了大笔资金，杨勇钢唯一能够自我安慰的是他比那些比炒房地产的朋友强一点：“至少我手上还有土地，土地总比房子值钱。”他还在期待有人能够接手他的土地，但也深知鄂尔多斯现在名声不好了，没人敢来这里投资了。”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乌审旗乌审召镇
杭锦旗向西南即是著名的毛乌素沙地，属于乌审旗地界。地势呈西北向东南倾斜，处在鄂尔多斯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与陕西榆林、靖边接壤。毛乌素的景观和此前的库布其沙漠类似。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北方风沙主要来源地之一。得益于降水增多和长年累月的治沙，毛乌素大部分地区已被灌木覆盖。一路上看到最多的便是沙地柏和断头柳。沙地柏是匍匐灌木，耐旱，常用来防风固沙。沙地柏的枝叶和柏树类似，有浓郁的香味。
乌审召镇在乌审旗中部，位于毛乌素沙地腹心。从地图上看，这是一个道路笔直纵横的棋盘式小镇，镇子不大，也基本没有高大的建筑，二十分钟就能东南西北全都走遍。镇子西南有一个很大的盐碱湖，一眼望不到边。镇上的人把镇子叫做“科研”，长途车也使用这个名称。最早是有化工企业在这从湖里取碱，才叫了这个名字，这两年才改名乌审召镇。2014年，盐碱湖附近大量候鸟死亡，当地牧民认为是化工厂排污导致湖水污染引起，但政府调查后称候鸟是死于瘟疫。可以看到湖边还有两三家工厂的烟囱正在冒烟，但湖水很清澈，近岸湖面还结着冰，大群野鸭密密麻麻地停在湖面上，景象宁静悠闲。但当地人说这里的水有大碱味。
乌审召镇现在看上去是茫茫沙地中一个毫不起眼因而不为人知的小型工厂生活区。但乌审召这个地名在历史上曾煊赫一时。1965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过长篇报道《牧区大寨——记乌审召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革命道路》和社论《发扬乌审召人民的革命精神》。乌审召公社被迅速树为全国改造沙漠建设草原的典型，号称“牧区大寨”，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一样，全国牧区都开展过学习乌审召的运动。“牧区大寨”这个称号也并没有完全湮没在时间里，乌审召镇的标语还在号召继续“发扬牧区大寨精神，建设绿色乌审。”乌审召公社就在乌审召镇南面十五公里的乌审召苏木，但仅此而已，和“甘其毛都（一棵树）”这个地名一样，语言存活的比事实更久。
有些时候，语言演化的轨迹比生物演化更令人称奇。古生物学家能根据层层堆积的地层剖面准确地描绘生物演化的年代学序列，不同年代的生物遗迹叠加累积而不会错乱，历史因此是清晰可见的。语言演化则不然，能指变形，所指迁移，但不同所指的词语仍然并存于同一时代，形成错综复杂的意义之网。稍不留意，人们就会陷入一种陷阱，以今天的观念去解读昨天的事实。乌审召就是一例。人们说起这个词的时候，想到的是地图上标注的一个工业小镇乌审召镇，而不是曾作为政治样板的乌审召苏木。这种语言和事实的裂缝甚至还不止乌审召镇和乌审召苏木之间那十五公里的距离，因为历史上乌审召还有更传统的意义，那就是一座曾兴建于17世纪的藏传佛教寺庙。
三百多年来，这座庙宇才是鄂尔多斯西南地区的文化和精神中心。
之后历代乌审旗王爷出资修建了经堂和各学院宫殿。乌审召庙门口的小广场有召庙简介和旅游开发规划。正值旅游淡季，一个人都看不到。就算到了夏天，游客也极少，前来膜拜的大都是附近的信众。
乌审召规模最大的时候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喇嘛超过千人，寺内有203座佛塔，可以想见面积比现在大很多。战争和政治运动对乌审召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文革期间宗教活动全部停止，喇嘛被遣散，很多喇嘛后来选择结婚生子。如今能看到的乌审召是2007年开始重建和陆续扩建的。建筑还很新，白墙青顶，上面有金色的尖塔。
领我参观的喇嘛叫纳仁达赖，二十岁出头。纳仁达赖的爷爷也是位喇嘛，文革期间离开召庙，结婚生子，但一直坚持念经修行，文革结束就回到了庙里。纳仁达赖从小听爷爷念经讲佛法。八岁他就向父母提出去学经，遭到父母反对，念到初二，但他一直坚持，到念完初中二年级，父母觉得他也长大了，才不再阻挠。他是杭锦旗人，最开始在乌审旗科研镇附近的庙里学习，三四年后转到乌审召。
在杭锦旗牧民的家门前，我就见到过苏力德，而乌拉特则没有。因为苏力德是鄂尔多斯蒙古人特有的崇拜，和鄂尔多斯蒙古人的源流有关。
在乌审旗，蒙古家庭门前大多都有用土或者砖筑成的高约四尺左右的长方形祭台，台上两端竖着细柳木制成的旗杆，旗杆顶端是“山”字的金属三叉戟，戟尖下挂着瀑布般的皂色鬃缨。两杆之间，以两三根马鬃编成的绳索相连，绳索上悬挂着蓝黄绿白红五彩小旗。这就是苏力德，蒙语意为“山字形的戟”。供奉苏力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征西夏时，下令留守的鄂尔多斯人将无处存放的兵器立在门前，每天早晨洒奶熏香祭祀供奉。 据乌审政府统计，旗内93%的蒙古族家庭门前都建有苏力德。
后金击败蒙古，供奉在成吉思汗八白室、象征蒙古汗国的查干苏力德送呈皇太极途中，被蒙古族人携出，藏在鄂尔多斯和榆林交界的一口井里。清朝时，鄂尔多斯渐渐恢复了对苏力德的祭祀。和乌审召命运类似，珍贵的查干苏力德在文革期间不知所踪。文革结束后，鄂尔多斯蒙古人又恢复查干苏力德祭祀，但只能祭祀复制品了。乌审召庙后院供奉着噶尔丹黑缨苏力德，和通常所见的苏力德不同，戟尖下挂着的鬃缨是黑色的，象征建立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的军旗。
紧挨着乌审召庙，还有一幢冷清的建筑，同样和周围的村子格格不入。这是乌审召展览馆，主要展出乌审召“牧区大寨”的历史。建国初期，乌审召苏木有4个牧业嘎查，2个农业嘎查，还有1000多名喇嘛组成的7个喇嘛嘎查。1958年，乌审召苏木被改为乌审召人民公社。
乌审召十年九旱，沙暴频发，自然条件恶劣。1958年开始，公社书记意识到草原上有毒的醉马草降低了牲畜的存活率，带领当地人进行了地毯式的清除运动。清除醉马草后，牧民生活有明显改善。1959年，乌审召又发动牧民开始植树种草，试图改善沙地环境，固定沙漠，为此成立了治沙站，总结治沙经验。治沙取得成就，乌审召被人民日报和中央政府确立为“牧区大寨”，当时的自治区主席乌兰夫题词“学习乌审召人民愚公移山、改造沙漠、建设草原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乌审召治沙一时间成了神话和政治标杆。
随后乌审召又率先提出兴建“草库伦”，种植牧草，通过人工灌溉施肥提高牧草产量，同时有计划地在草库伦内进行轮流放牧。这种放牧思路可以说是农业对牧业的影响，毛乌素虽然是沙地，但地下水水位较高，便于灌溉和种植，草库伦也在内蒙古广泛推广开。仍然是文革打破了乌审召公社热火朝天的发展，文革开始后放牧和种草都失了秩序，乱砍滥伐和过渡放牧加重了毛乌素沙地的恶化，牧区大寨的神话就此终结。
乌审召庙熬过文革，如今庙里有80多个喇嘛，只是年轻人寥寥。一段中断的治沙运动也在文革后恢复，只是不像人民公社时期般高歌猛进，而是保持和内蒙古其他地方一样的步伐。宗教和运动的辉煌时期都已经过去，倒是历史最为久远的苏力德祭祀，又兴盛了起来———人们失去一些东西，总要在另一些东西中寻求补偿。
内蒙古巴丹吉林镇-甘肃山丹县
巴丹吉林镇距河西走廊上的山丹县只有90公里，开车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河西走廊在山丹的北障叫做龙首山，山上筑有汉长城，明代的长城则建造在山脚下，可见两朝国防战略之差异。蒙甘二省的省界被划定在山北。省界处设有名为“蒙甘界”的收费站，不过尚未开通。
穿越龙首山的山路算不上难走，但车辆十分稀少。尤其在山北，近五十公里的路程竟只遇到一两辆对驶的汽车。站在自龙首山脊部南望，隐约可以隔着河西走廊看见远处的祁连雪山。在龙首山和祁连山之间，山丹县城淹没在厚厚的浮尘之下，地面能见度极低。
山丹县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属张掖市管辖。其南境的祁连山脚下地势平坦，水草甘美，自汉代起即被辟为放养马匹之地。直至今天，“山丹军马场”仍享誉全国，是张掖市最大的中央驻地方企业，也是山丹县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山丹东部的焉支山是祁连山向北挺进的一脉，因其位置险要，自古即有“甘凉咽喉”之称。汉、明长城遗址在山丹境内绵延近200公里，据称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古长城。
我在县城去一个叫新河驿的地方看长城，从出租车师傅的反应来看，专程去看长城的游客不太常见。由县城沿国道向西，沿途会经过名叫“十里堡”／“二十里堡”的村庄，大概指其到县城的距离，这些村庄里也的确有这样一座“堡”，立在村口。甘肃的古代遗迹数量惊人，许多古烽火台／古堡之类的遗迹并没有特别的保护措施，与当地的村落民居浑然一体，一些结构完整的古堡还会被村民当作仓库。十里堡与二十里堡之间，二十里堡与驿站之间，都伫立着一座五里堡，大小稍小于十里堡，与长城上的烽火台差不多大，可用作瞭望。我们走的国道与古代丝路大体重合，这些古堡与北面的长城共同组成了明代河西走廊上的防卫系统。
新河驿紧邻长城，是古代丝路上的驿站，现在是一座村落。从这里的一些仿古的牌坊和建筑物看来，政府大概有意借古驿站的名头开发旅游，不过并不成功。新河驿北，长城被贯穿河西走廊的高速公路断开。值得说明的是，甘肃的明长城与北京居庸关那种明长城有着显著的不同：首先墙体没有包砖；其次它不是顶部可以行军骑马的宽阔城墙，而大多是一道单墙；其三河西走廊的明长城一般修筑在山下的平地上而不是山脊。究其原因，抛开建筑材料不谈，两地长城的功能有着本质的区别。河北的长城盘踞深山，担负着拱卫京师的重任，乃中央政权生死存亡之命门，自然要修建得险要而坚固（是不是真有用另当别论）。到明代，北方游牧民族如果有野心夺取中原，绝对不会选择在河西走廊突破，因为这里距中原还远隔关山万重。两处长城形态上的差异，实际上代表着防卫政策的差别。
虽说防卫等级不如北京周边的长城高，但河西走廊的长城仍不失其雄壮。沿着长城走一走，放眼望去，绵延的城墙与一座座烽火台一望无际，祁连山与龙首山雄踞南北，蔚为壮观。到清代，长城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功能，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这些守卫他们祖先的高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他们种地放牧的阻碍。因此，城墙被扒开了许多豁口，墙的下方也有许多为方便通行而挖开的小洞。附近村里的人大多半农半牧，据说过去因为放牧的问题，他们还常常会与山北的内蒙古牧民产生摩擦。摩擦意味着频繁乃至日常的接触，老人年轻时常常去北边，用面粉去换羊。
距山丹西南四十公里的焉支山脚下，有一座峡口古城。这座古城卡守焉支山与北部山脉夹持的峡谷，“扼甘凉咽喉，锁金川大地”，是古代丝路的重要关隘。现存的古城建于明代，如今已变成一座自然村。因为高速公路没有出口，由山丹县城前往峡口只能走县级公路，狭窄颠簸不说，一路上还有许多大货车挡路，40公里的路竟足足走了两个小时。由县道下来到村口，有一条质量尚可的水泥路，路边荒草萋萋，伫立着许多新凿刻的石碑，碑文无非“孤城落照”“塞上明珠”之类，据村民说立在这里三四年了，也不清楚是谁弄的。
远望古城，龙首山焉支山和祁连山尽在视野，长城自城门逶迤而出，不见尽头。城门虽早已残破，但威势尚在，只是城门口被人弄了许多不伦不类的石碑，很煞风景。走进城门，两旁人家均已拆或半拆，不见行人，只有两三只野狗对人乱吠。城中间立有一二层木制过街楼，当地人称财神楼。城里走了两三遭，终于碰到了个出来溜达的老人。与他交谈得知，因为古城里面积狭小，房屋老旧，这里的居民大多搬到古城北侧的一条新街居住了。城门口有座娘娘庙，问是什么娘娘却没人说得清楚，网上检索的结果也是众说纷纭，较可信的说法大概是来自隋炀帝的一位死在祁连山的妃子。
峡口没有班车，没有餐馆，甚至连小卖铺都没有。村里只剩下了七十户人家，农牧为生，年轻人全部出去打工了。要从这里出去就得去高速公路拦大巴车，高速路边设有铁丝网，村子路口部分的铁丝网下面有一个洞，算是这里唯一的公共交通了。
甘肃省山丹县-甘肃省民勤县
在甘肃地图上，一眼就能把民勤分辨出来，因为它在狭长的河西走廊地带向北突出了一大块。民勤县域大部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接壤，位于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两大沙漠交界的南缘，属于沙漠中的绿洲地带。
源于祁连雪山的石羊河是甘肃境内第三大河流，这条河自南向北流过河西走廊，浇灌出著名的武威盆地，历史上是河西走廊上农耕条件最好的地区，人称“金武威”。民勤位于石羊河下游，河水注入此处，形成一块面积巨大的尾闾湖青土湖。青土湖见于中国最早的历史地理著作《尚书-禹贡》，据研究，在西汉时，面积曾达4000平方公里；至清代也仍有400平方公里水面。1959年青土湖已经干涸，1964年在石羊河中游修建了红崖山水库后，石羊河下游彻底断流，绿洲退化，民勤面临前所未有的干旱沙化问题，青土湖区域成为西北地区著名的风沙来源地。
其实在这次特地过来之前，我也和民勤打过一些交道了。去年年底我在北京一家制衣厂拍摄纪录片，厂里的工人许多就来自民勤。前几天在内蒙古境内由阿左旗去阿右旗，其实也经过了民勤北境。这次我由武威市乘班车去往民勤县城，车开到民勤南部就看到了著名的红崖山水库。有学者认为，这座水库的修建极大地影响了民勤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诸多恶果。水库一面依托红崖山，另外三面皆是人工筑成，前往民勤的公路就靠在筑坝旁，车上可以隐约看到水库的粼粼水光，映着一片荒漠十分壮丽。
水库的几处闸口有建筑工人在施工，一处最大的闸口旁树立着“不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红色标语。1970年代末，在石羊河下游断流和青土湖干涸的情况下，青土湖区每年还要卖给国家800多万公斤商品粮。可见历史上这里生态负担之重。中央要求甘肃省保证不能让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会合，不能让民勤在地图上消失。实际上，民勤和武威之间的绿洲日渐稀少，一条最窄处不足1000米的绿色通道勉强将它们联结在一起。
载我去青土湖的曾是青土湖本地人，他十岁的时候，由于土地沙化严重，父母便带他迁居到了位于民勤城东的南湖乡。他说，湖干了的时候有许多传闻，当地人都说是湖底的一尊金牛被人盗走了。青土湖干涸后，以极快地速度沙化，造成了诸如沙暴之类的许多环境问题。
民勤县城到青土湖有一百多公里，红崖山水库以下，一条硬化良好的水渠随我们一路北上，水渠内清流奔腾，沿途不断有闸口调蓄。整个民勤地区的耕地基本全部靠这条干渠输送的水来灌溉。道路两旁挂满了各种“模范农民”的宣传牌，讲的都是致富农民的成功范例。途中经过了一大片棉花地。据出租车师傅讲，这一片过去有很多种棉花的，棉花地北侧有很多棉花粗加工厂，但前年开始，国家取消了对棉花收购商的补贴，种植棉花的人便变少了。尽管生态恶化举国皆知，但民勤仍然是农业大县，许多人都靠种地营生。虽然种地辛苦且收入不稳定，但农民们都十分珍视自己的土地，把土地视为生存的根本。上世纪末，有一位叫做左凤章的科学家在民勤东部的荒地上治理出了一大片可以开垦耕种的土地，解决了部分青土湖沙化区生态移民的安置问题，因此此人被当地人尊称为“左爷”，人人传颂，奉若神明。
虽然目前已无湖可言，但青土湖却也未完全沙化，广大的湖区上面长满芦苇，许多浅而小的水滩零星散布，一些气象监测设备架设在上面。事实上，自2007年以来，常年由红崖山水库放水以维持青土湖的低水位，以遏制湖区持续沙化的趋势。青土湖周边的传统村落早已大量移民，十室九空，仅剩的一些人家也不再耕地，主要以打工营生。自南向北，前往内蒙古的公路贯穿湖区，靠北边的公路旁被填起一块小广场，广场上伫立着一块纪念碑，我再次看到了“不让民勤变成第二个罗布泊”的题词。
这块小广场是湖堤公路上唯一的一块空地，过往的内蒙古大货车司机在这里休息，抽烟，撒尿，谁能想到这里曾经是水经注里“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那片汪洋呢？
甘肃省山丹县-甘肃省景泰县
在中国地图上，甘肃东部是个十字路口，北有蒙古高原，南临青藏高原，东接黄土高原，西通河西走廊。这里是中国民族成份最为混杂的区域，见证了文化交流和政治冲突交织不断的历史，所以不只是地理的十字路口，也是历史的十字路口。这里是中国民族成分最为混杂的区域，见证了文化交流和政治冲突角质不断的历史。十字路口的核心是兰州城。道理并不复杂，看下地图就一目了然。但兰州虽然重要，地形上却并没有太多缓冲，景泰就是其唯一的北方门户。景泰县位于乌鞘岭以东，南临兰州，北接腾格里沙漠，既是扼守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又是防止蒙古骑兵南下兰州进而纵马青藏高原的北方防线。
但这还不足以描述此地在战略上的全部重要性，因为黄河入兰州后，折转向北流去，通过景泰县与宁夏中卫县之间的黑山峡，一路流向银川平原和内蒙古河套这两个大灌区。对中原帝国来说，守定景泰，使阴山、贺兰山下的长城和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景泰长城连成一线，北部边防体系才能发挥其最大范围的保障作用。明朝失守阴山-贺兰山一线长城后，丢掉了对鄂尔多斯高原的控制权，“二道边”即榆林-靖边-盐池-同心-景泰-河西走廊一线长城，就成为北部边防的最前线。景泰联结东西，控守南北，成为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间十字路口上向北突出的那一部分，说是战略枢纽一点都不过分。在历次战争，包括18世纪左宗棠平定“同治回乱”的战争中，景泰的重要性无出其右。
景泰县西南二十公里，有一座永泰古城，因其外形似龟，当地的旅游宣传往往称之为“龟城”。此城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明代中后期，兰州参将统兵屯驻此城，控扼河西走廊之东门。清代以来，永泰城渐渐失去其军事上的地位，但其城郭衙署全部有幸得以保存至近代。虽然“文革”中古城内的大部分文物被毁，但其城墙仍得以完整留存至今，实属难得。古城内有一个自然村，居民大部分是当年屯驻于此的军户后代。上个世纪末，古城周边生态恶化，当地政府组织了几次生态移民，许多居民已经搬走，如今古城内只剩下不到百户人家。
永泰城修筑在老虎山脚下的一块高地上，海拔有两千多米。老虎山是祁连山末端的一支余脉，山南不远即是天祝藏族自治州。因为古城地势高，周边又无高大树木与其他建筑物，所以远在十公里外就看得见它的轮廓。通往古城的路上会经过许多叫做类似“永安”、“永丰”的村落，这些村里的居民大多由永泰城内迁来。
由景泰去古城是没有班车的，可见其旅游业之落后。 我的运气很好，来永泰的这天赶上一场大雪。出租车把我放在城墙的豁口外，掉头开走了。下车后，北望永泰川，雪原一片，长长的路上只有这一辆车无声远去。绵延的烽火台消失在原野尽头，它们一路指向兰州城，可以在古城被围困时即时以烽火求援。护城河上修着水泥桥，不好看但实用，一个五十多岁的村民悠悠地赶着百十头羊从桥上走出城去，在这种雪天，他要在城外帮羊群找到有草的地方。
古城的地势南高北低，坡度不小，内部道路崎岖而泥泞。因为移民的关系，古城内的许多房屋只剩下残垣断壁。不过十几年来，每年都有许多剧组在古城布景拍戏，铁打的古城流水的剧组，久而久之，各式各样的道具建筑一座座地留在古城里，成就了奇特的景观。
我在一家农家乐住了下来，确切地说，这是这里唯一的一家农家乐。经营它的是一位叫余沛龙的年轻人，他也是常住古城的居民中最年轻的一位。他说，因为早晨他发了今天永泰雪景的朋友圈，许多以前在他家住过的甘肃摄影爱好者正驱车赶来。可惜西北的太阳实在厉害，下午他们赶到的时候，城墙上的积雪已经化完了。
永泰古城仍保留着17世纪兴建时的格局，但正如这两辆陷入羊群包围的汽车所示，它正经历最后的巨变
几个月后，我们再次来到古城时，正逢余沛龙举行婚礼，道贺的村民在吃酒席。随着年轻人流出，这种场景在古城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永泰古城外，地平线上可以看见大量白色风机。西部是中国新能源开发的主要基地
直到如今古城内还是没有网线的，也没有自来水。这里的居民家家都有一个几十升容量的大水桶，时不时去城南墙外的泉水旁盛水。这眼泉水四百年前就已经存在，一代又一代地滋养着古城的居民。居民对这眼泉水也极重视，它的旁边就是一座龙王庙，它是整个古城修建位置最高的建筑，里面供奉着黑水龙王。泉水北边是一座被称作“汲液”的太极形池塘，这里的翁城和城门构成了“龟城”的头，与汲液合成饮水之势，据说是古城风水的命脉。古城内部的道路像不规则的树枝一样挂在一条贯穿南北的主街上，文革以前城内还留有许多寺庙，现已不存。据说其中像城隍庙这样比较重要的庙宇，大多内部设有机关，若有生人闯入误触机关，凶神恶煞就会从旁闪出，惊吓不速之客。
摄影爱好者在下午陆续赶到，他们大多是些退休了的老人，热情极高，下了车就扛上长枪短炮围着城墙转。这些人不免要登城墙的——而出于保护古城的考虑，当地政府是禁止人们攀爬城墙的。古城内有几个老人担任着文物保护员的职责，看到一些人上了墙，老人便大声吆喝着让他们下来。爱好者就跟这些老人打游击，这可能算是古城的一天里最热闹的一幕了。
余沛龙的妈妈十分擅长烹饪，即使是不太爱吃面食的我面对她做的臊子面都一连吃了两碗。当地人说这里的小麦质量好，有嚼劲，大概贫瘠地方生长的作物普遍更美味。另外这里普遍种植胡麻，所以他们自家烹饪都使用胡麻油，味道别具特色。后来我还吃到了余妈妈做的糁饭，那是一种由米／面和油做成的主食，松软可口，易于消化。据说这里的羊肉也十分美味，不过我没有品尝。从阿拉善到河西走廊，从陇东到宁夏，似乎每个县都人都认为自己地方的羊肉最美味，公正的讲，我个人倒是没有感觉出多大的差异。不过在甘肃省，“靖远羊羔肉”似乎影响力巨大，每座城镇里都有很多以“靖远羊羔肉”做标牌的饭馆，靖远距永泰不远，也许古城的羊肉的确十分美味也未可知。
入夜无事，摄影爱好者们在城墙上拍星轨，余沛龙一家坐在炕上看电视，我自己去城外转了一圈。银河垂天，四周无一点灯光，好在山头尚有一丝余辉。四周连风声都没有，只有龙王庙旁那股泉水的声音。城墙外有几头露着骨头的死羊。远望古城的门楼，想到几百年前，蒙古人骑着马围着城转，城上箭如雨下，烽火连天，这些场景就发生在这里。眼前干涸的护城河，残破的城墙和洞开的城门，真是无限苍凉。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召镇-宁夏银川市
离开乌审旗，乘车一直向西，穿过鄂托克前旗进入了宁夏境内。东北侧有连绵的黄色土墙，应该就是宁夏灵武县境内的长城。客车跨过黄河，一路开过宁东工业园区，道路两旁很多工厂，夜色中亮着灯，我从荒漠再次回到了工业化的城市之中。逐渐接近的宁夏首府银川和东部大城市似乎没什么区别，新区有连片的高层住宅，道路边商厦霓虹闪烁，老区密密建筑着低矮的楼房，显得热闹。
我住在银川西面的西夏区，和内蒙古的阿拉善左旗接壤，以西面的贺兰山为界。宁夏电视台，位于金凤区，是宁夏后成立的新区，主干道“北京西路”双向八车道，道路两侧是各大银行、博物馆、政府机构的大楼，和所有城市的新区毫无二致。走在街上，就能立刻发现，现代化的城市轮廓下有自治区的民族特色，除了随处可见的清真馆子，电视台东面两三百米就是西环清真大寺。
民族地域特色同样是宁夏卫视的重点报道方向。我和三个编导在一家手抓肉馆子吃饭，他们分属三个栏目，一个是财经类的致富故事，一个是“一带一路”的国际题材，一个是电视纪录片《这里是宁夏》。致富故事的编导一边倒上葡萄酒，一边说起在宁夏酒庄采访的见闻，想我介绍了宁夏葡萄酒的历史和光明的前景。“一带一路”同样充满地域色彩，指向宁夏的历史和民族，同中东各国建立起了有益的广泛联系。我最为感兴趣的还是电视纪录片栏目。他们拍过宁夏的摇滚乐：虽然此前我没来过宁夏，但听过苏阳和布衣，发现连这里的音乐电台都用苏阳的歌作为栏目开篇呢；他们拍了在宁夏的外国人，例如在同心县教阿拉伯语的埃及人，也拍了在埃及的宁夏生意人，还有在青藏线上的宁夏老板和司机。宁夏的主体民族是回族。回族以擅长经商出名，历史上又是汉族农业经济和蒙藏牧业经济重要的桥梁。回族的故事既有历史感，又勾连起了神秘的异域风情。 这些故事引起了他们的欢笑，也带来了长久的沉默。
一位编导将我介绍给了宁夏卫视的副总监李军。1990年代初，宁夏电视台拍过一个纪录片《阴阳》，是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康宁健后来任过宁夏电视台副台长。李军说康已经退休，现在在北京自立门户了。这部在豆瓣得到8.3分的纪录片片长3个小时。纪录片的主人公是宁夏南部山区彭阳县一位姓徐的风水先生。宁夏南部农村常年干旱，这个徐先生非常执着于打一口井，和他的几个儿子不断尝试。风水先生算是有些文化的人，中山装外套口袋上别了一个钢笔，在村里也颇受尊重，村里人常请他去调解问题。围绕这位风水先生，展开了宁夏南部农村的生活面貌。
李军当时已经进入电视台工作，对于纪录片抱有极大的创作热情，在村子里一次住上大半个月，和村民都熟络，断断续续三年完成了纪录片拍摄。随后李军也开始了自己的拍摄计划，他一个人完成了纪录片《永远的胡杨林》的拍摄收音剪辑等工作。这部纪录片讲的是额济纳移民的故事。一位叫“革命”的蒙古族人住在胡杨林附近的牧区，有几十只羊和骆驼，因为要封围禁牧，全部要移民，他不能再放牧，搬家之后必须学习种地。他对于种地非常抗拒，试图去打工但觉得没有自由。通过相亲，革命认识了一个带着孩子的蒙古族女人，他反复说想和对方在一起，因为她也很喜欢放牧，但是“革命”的母亲认为对方经济条件太困难了。片子的最后一个场景是革命拆下蒙古包，准备搬家。李军和朋友们计划拍56个故事，以中国56个民族的普通人为主角，但这个宏伟的计划在拍了两三个片子后就中止了。胡杨林这样的故事总是带着无法消除的悲伤气息。
像康宁健和李军这样的纪录片导演，对宁夏极其熟悉，在当地建立的人际网络如同大树的根系一样，十分广泛，当他们不得不停止讲述，外人又很难来发掘，这里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们就只能沉默。
宁夏银川市-甘肃景泰县-宁夏同心县
同心县位于宁夏中部，属于银川平原向西海固地区的过渡地带。同心东接甘肃环县，环县我在去年去过，因其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交通极不便，因此虽与同心接壤却未有一条公路相通。
我们分两路去同心。一路从银川南下，一路从甘肃省景泰县前往。景泰县距离同心县不过二百公里，但没有直达的班车，只能从宁夏中卫中转。中卫是黄河流入宁夏后流经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也是银川平原和河西走廊之间的门户。中卫到同心通有高速，高速路旁的田野上农民正在春耕，因他们多带着白帽子，帽子浮在高高的庄稼上面十分好看。我去的那天同心下起了雨，这在以干旱著称的宁夏中南部实在难得。
回族善经商，县城虽然不大，街市上却总是热闹的，卖各种食品的小贩推着车沿街叫卖，街边的各类饭馆也都坐满了顾客。我们住在县城中心的一家宾馆，宾馆的下面各种商店都在用音响／喇叭反复播放流行歌曲和促销信息，好不吵闹。这里流行宵夜，宾馆北边的一条街全是烧烤店，晚上六七点钟左右开始营业，每一家都十分热闹。
在县城南郊，有一座“同心清真大寺”，始建于明代。这座建筑物大体是中国古典风格，其门前的照壁和寺内券门上都镌刻着精致的砖雕。恰逢周末，星期天天黑以后，陆续有人赶来做功课，大殿门槛外整齐地摆着人们的鞋子。清真寺门前停着许多电动车。寺里的大喇叭开始传出唤礼的声音。在同心的时候，每天早上我都会在这种声音中醒来。新建清真寺在外貌上大同小异，大概设计公司都用类似的模板，相比之下，这座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老寺称得上特别。
由同心去兰州，距离也不过三百公里，不过班车很少，我们到达同心汽车站时当天的班车已经开走了。幸好站门口有位回族妇女，是同心至红寺堡（位于中卫）班车的车主，提出可以帮我们安排。先用她的班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地点，那里有个中年男人等着我们，中年男人开车带我们走土路来到一个收费站，然后陪着我们在收费站等前往兰州的大巴，前前后后花了近一个小时，只比去兰州的票价多收了我们十块钱。
甘肃省兰州市-临夏州-甘南州
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是甘南藏区的政教中心。据称目前它保留有全国最好的藏传佛教教学体系，我之前见到的庙海子老喇嘛桑木腾幼年就在这里学习。听一些喇嘛说，拉卜楞寺是个现今少有的清净学经之地，因其纪律严明，考核严格，每年竟有许多前往学经的喇嘛被“赶回家”。
汽车开出兰州，窗外先是一片荒凉的黄土高原景观，没多久就到了临夏回族自治州地界。我们久闻临夏大名，果然名不虚传。临夏出于黄土高原到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理险要，自古就是沟通青藏高原与中原地区的重镇，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许多牦牛肉奶制品的销售基地，可见其至今仍是汉藏贸易的重要枢纽。
由临夏一路南下，海拔一路升高，不久以后我们便看到了途中的第一座白塔，这种景观的变化实在有趣，白塔上的经幡迎风飘扬。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大巴停在一个路卡前，接受盘查。过了这个关卡，山路渐陡，很快就到了土门关。
土门关被称为“圣地之门”，是茶马古道的重要关口。在古代，土门关以北属河州（今临夏），以南即是藏地，直至如今，它仍是临夏回族自治州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州界。古代的关城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写着“世界藏学府，中国拉卜楞”的旅游宣传标语。离关门最近的一座清真寺与关南的一座白塔对望，极富意味。驶入关南，壮美的雪山夹道相迎，村村皆有白塔，雄鹰盘旋天际，异域风情彰然。
由土门关前往拉不楞的道路大部分是沿着大夏河修建的，“临夏”“夏河”里的“夏”字皆取自此河，它是黄河的支流，发源自甘青交界的雪山，不甚宽阔但水流湍急。在沿河的草滩上我第一次看到放养的牦牛，据说正宗的兰州拉面的面汤一定要用牦牛骨来熬，我们出发前在兰州品尝了一次，味道的确与其他地方吃到的不同，在这里算是追溯到这食物的渊源了。
到达夏河县已经是中午，因为贪恋美景，我们执意要找一家看得到雪山的酒店，不知不觉竟走了大半个县城。这里的行人大多身着藏袍，又有许多喇嘛，我们这样身着汉族服饰的人显得很少见。和蒙古人一样，藏族喜欢佩戴珊瑚松石之类的饰品。女性一般会戴珊瑚项链，扎着束腰的银带子，身段婀娜；男性一般戴珊瑚或者玛瑙的戒指，有人腰间挂着藏刀。这种穿着实在好看。除了传统的藏袍，街上也看得到一些年轻人身穿更加时尚的新式藏袍。一个小伙子穿了一件十分夸张的连体皮衣，竟也十分得体。唯有一点，实在少见穿着传统鞋子上街的人了。就连喇嘛，也大多穿着运动鞋登山鞋之类的鞋子，可见现代工业生产的鞋子优势巨大。
夏河的出租车很有意思，默认拼车，每人两元。下午我们去拉卜楞寺的时候，载我们的出租车司机一路不说话，每隔十秒钟就念上一段经，这样开上一天车想必能积攒不少功德。路上有一位拿着一件快递的喇嘛与我们一起拼车，车子开到寺庙区域，师傅提醒我们要在这里下车，他们两人却是可以直接开进寺庙的。原来拉卜楞寺对藏族和蒙古族免费开放，可以乘坐交通工具出入寺庙。其他人要参观的话则要在游客接待中心购买40元一张的门票。寺庙占地极大，又无围墙，但逃票不道德，何况是拉卜楞寺这样的藏传佛教神圣之地。
到达寺庙门口的时候大概是一点半左右，准备买票的时候才发现，游客中心下午两点钟才开始售票。实际上售票人员大概两点半才到达窗口，我们足足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买到票。一位藏族小伙子负责把我们买完票的一行人送到寺院门口，在那里，他把我们交给一位年轻的喇嘛。这位喇嘛专门负责带领游客参观一些特定的地点并讲解，据说旺季的时候开放的景点是很多的，不过我们去的时候是淡季，喇嘛只带我们参观了时轮学院和闻思学院两处。
室内是严禁拍照的。每座学院的大殿佛像前都摆放着三幅相片，左手是拉卜楞的寺主六世嘉木样活佛，右手是十世班禅。年轻喇嘛为我们讲解每座佛像的名字和来历。在他讲解的时候，不时有信众前来叩拜。信众们眼含热泪地对佛像行大礼；有的妇女背着孩子来拜佛，难以下跪，便俯下身来用头去触碰供佛的桌子。其行动高度自觉，情感激烈，完全不顾拥挤磕碰，眼中只有眼前的佛祖菩萨，其恳切与专注令人深为震撼。
拉卜楞寺散甘露的喇嘛。甘露是一种淡黄色的液体，有香味
一位藏传佛教信徒在拉卜楞寺内巡礼。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的六大寺之一
拉卜楞寺踢球的小喇嘛。藏传佛教是中国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主流宗教信仰，也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核心之一
喇嘛带我们参观过两座学院就离开了，我们只好在寺里闲逛。正巧今天是寺庙散甘露的日子，许多喇嘛在一座经堂里做法，大量信众围在这座经堂外面，等着承接甘露。一位藏族妇女见我们对此无知，示意我们去承些甘露拍在脑门上。不一会儿，一位喇嘛提着一个烧水的水壶从经堂里走过来，信众拥簇着他，举起诸如饮料瓶塑料袋等等各种各样的容器，向他讨要壶里的甘露。我们身边没有容器，便伸出手来接了一捧。“甘露”是一种淡黄色的液体，有香味，我一把把它拍在了自己的脑门上。许多承过甘露的藏民并不急着离开，许多人便坐在经堂前的广场上晒太阳，聊天，看起来轻松愉快，我们想，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寺院也承担着信徒的社交功能吧。
寺庙里有许多虔诚的信徒在磕长头，有的是围着某座佛殿转圈磕，有的则是在寺院南边的山坡上围着寺院转圈磕。我们跟着许多转山的信徒上了山坡，上面看得到拉卜楞寺的全景。转山的路实在长，拉不楞的海拔有三千多米，路走多了很累。下山时，远远地看到小路尽头的巷子里，有两位喇嘛坐在地上。察觉有人来，喇嘛起身走了。一位须发皆白的喇嘛与我们擦身而过，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眼。我们经过方才喇嘛坐的地点，发现地上用白灰画了很多符号，有祥云，也有卍字。
桑木腾说，他幼年在拉卜楞寺学经时，寺里有四千喇嘛，一半是蒙古人。蒙古喇嘛在寺里学经刻苦，成绩普遍较好。拉卜楞寺天气干燥，经风稍微一刮就是尘土飞扬，几个小喇嘛在巷子里踢球玩耍，皮球落在地上，尘土竟被激起涟漪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甘肃省靖远市
宁夏的西瓜熟了。
2017年7月底，我从中卫香山机场出发，离开城市往南边的黄土高原山区走。202省道在一片低山中穿行，手机渐渐没了信号，乘客只好专注车窗外的景观。黄土塬上植被稀少，走到平地边缘就能看到纵横的沟壑和山脊。
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公路两侧开阔地方都被辟成了瓜田，202省道上的大车都为西瓜服务：运水浇灌瓜田、运干草包装西瓜，包装好再装车出售。中卫干旱，年降水不足200毫米，蒸发量达2000毫米。但看上去贫瘠的土地种出来的西瓜，不但水分充足，而且个头特大，让人感到强烈的反差。
万应祥家在靖远县东升乡，几年前，他在国道边上盖起了一栋两层的门面楼，一楼租给了一家做枸杞冷链运输的公司，一家卫浴店和一间餐馆。二楼现在住着十几个工人，都是七月初来他家地里摘枸杞的工人。公路边上政府有一个政府竖起来的广告牌：靖远枸杞——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从公路下来往南面的村子里走几百米，就是万应祥家。院子坐北朝南，北面是一排砖木结构的房子，隔成三间屋子和两个仓库，东边是厨房和日常起居吃饭的地方。院子里有一小块菜地， 正结着豆角、茄子和番茄，菜地的一角种着一种色彩艳丽的花，还有一棵冬果梨树。万应祥今年40岁，在这一代，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四个姐妹都出嫁了，家里的地全由他打理。万应祥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儿今年正读高中。从六月底到九月，一家三代都围着枸杞忙碌。鲜枸杞从地里摘运回院子里，孩子们和老人帮着用碱水浸泡枸杞。泡过的枸杞在竹框子里摊平，再放到塑料大棚里晒干。
7月底，连续几天都是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非常适合枸杞采摘和晒干。如果连续几天阴雨，枸杞就要烂在地里了。
万家的十八亩地全种枸杞，地皮都被太阳晒干裂了。整齐的枸杞树半人多高，挂满了红色的枸杞子。万应祥的老婆把电动农用车停在田埂边，自己也坐在一个塑料桶上摘枸杞。电动车旁边放着磅秤，摘好的枸杞倒进车斗的塑料筐里。枸杞摘起来很费事，细长的枝条上长着一溜叶子，夹杂着指甲盖大小的红色枸杞子。这天地里有十八个工人，都是来自宁夏同心周边的回民。除了四五个女人，其他全是十几岁的孩子。工人们拎起一条树枝，一只手有节奏地揪下果子，手掌握不住了，就松手扔进脚边的塑料桶里。
四周非常安静，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枸杞地旁边的地里种了玉米和向日葵，这两种植物都有着高大的杆子，风吹过时发出簌簌的声音。下午最热的时候，工人们也不聊天了，省着气力，机械地揪枸杞。我时而听到滋滋的响声，问女主人哪来的声音，她只是指了指旁边的高压电缆。
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田里的氛围才松动了一些。一个十七岁的男孩用手机放起音乐。“那个男孩最喜欢听许嵩”，杨娜带着口罩，一边摘枸杞一边和我说话，只露出大眼睛和浓密的睫毛——回族女孩常有好看的眼睛。
杨娜已经是第二年来这里摘枸杞，还带着两个妹妹。她今年读高二，短发染成深栗色，别在耳朵后面。杨娜最喜欢和表哥三少搭伴。三少是杨娜的表哥，比她大一岁，黑色的T恤上有红色的梅花刺绣，穿着黑色紧口九分裤，是工人里最“潮”的一个。杨娜和三少曾在同一所高中读书，但三少已经不上学了，两个人聊着以前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曾经的校草现在在干嘛之类的话题。也许说说八卦时间会过得快一些，毕竟这里的太阳要到八点左右才完全没入地平线。
万应祥把一辆小卡车开了过来，工人们站在车斗里，女孩们疲倦地靠在车斗的挡板上。早上六点天亮下地，中午回去吃饭休息，下午一两点回地里一直摘到晚上8点日落。一天近12个小时，待着枸杞地里哪儿都不能去，对于小孩来说尤其难熬。
摘枸杞的工人住在万家盖的商铺楼二楼两间没装修过的屋子里。和杨娜一起来的十一个女人住在其中较小的一间的大通铺，旁边隔出来一小间给三少和他哥哥。一到住处，孩子们躺在床上开始玩手机、看古装偶像剧、聊QQ，三少的妈妈和嫂子负责做饭。工人们吃的菜、米和面由万应祥提供。因为是回民，工人的饮食是和万家分开的。晚上多是吃挂面，将辣椒和番茄切丁炒熟浇在挂面上。
面做好了，两三个十三四岁的女孩仍躺在床上，大人叫了几次都说不吃，像是一种默默的抗议。她们来十多天，早就吵着要回家。杨娜的看到妹妹不吃饭，马上生气了，问了几句说：“要回去就让她回去嘛，我看她一个人有没有这个本事。”小一点的几个孩子都不说话，仍是埋头看手机。
杨娜算着摘枸杞的日子，跟三少小声说；“再揪一个星期，哥哥到时候我们一起回嘛”。但三少的妈妈说，现在工人不好找，万老板人好，要帮他把这一茬枸杞摘完了再走。
晚上刮起了风，孩子们都打开手机看天气预报。杨娜在走廊上看着天，憧憬说，如果下雨，明天就能睡到中午再起床啦。三少和哥哥吃完饭去旁边打台球，一角钱一盘，又买了些零食，杨娜有时会悄悄跟去。大人们都说女孩晚上不能出门的。
雨是从第二天清晨开始下起来的。雨水时断时续，气温一下降了下来。和枸杞有关的工作都停下来，院子里已经晒干的枸杞罩上了防雨布。万应祥的妈妈从院里的菜地摘了一堆豆角，分出一半装好，准备送去工人。万应祥的老婆差儿子去买豆腐和土豆，自己开始在厨房和面。一时间，小院里只有雨的声音。
到了中午，万应祥从邻居家回来，接到杨娜的电话，说她的床塌了，让万叔来帮她修修，顺便带两桶油过来。吃过饭，万应祥去工人那边，孩子们都刚刚起床，三少还在睡觉，大人在烧水煮面。万应祥看了看杨娜睡的那架散了架的床，杨娜自己先笑起来：“哎呀，把床都睡塌了。说起来好羞人”。
等万应祥把床架拆了拿回家去修，杨娜搬了一个板凳，坐在垃圾桶边上，用一个塑料壶倒水洗头发。这孩子一边洗头，一边说昨天晚上和三少聊QQ聊到很晚，半夜三少还起来泡面吃，把她手机拿去改掉了她的qq密码，她气得不行，半天没睡着。
吃过午饭，杨娜的两个妹妹又回去睡觉了，其他人都在讨论会不会继续下雨。三少喜欢玩快手，关注了些玩台球的高手。前几天在地里摘枸杞时，三少的哥哥用快手拍了一段视频，一会就有了两百多播放量，因为拍到了三少，硬是被他要求删掉了。青春期的少年当然会在意自己的形象，三少的快手账号里有一些他自己的视频，精心打扮，弄了一个酷酷的发型，摇摇摆摆地和朋友走在街头。
下午两点，万应祥开车来接工人，两个小女孩不肯去，其他人也没办法。那天万应祥的老婆带了五六个西瓜到地里，招呼工人们都过来吃。吃过西瓜，时间好像过得比平常快一些。很快挨到了八点，大家欢呼着收起凳子和桶回家了。我和杨娜他们一起吃晚饭，仍然是挂面和番茄炒青椒。吃完饭，杨娜执意送我去万叔家。路上没有灯，她怕我一个人会害怕。路上我们聊起三少，她说三少的妈妈让他去学汽修，但是三少觉得，做学徒至少要一两年，现在妈妈太辛苦了，还不如现在马上就出去打工，可以早点给家里挣钱。
三少高中没念完就不去学校了，在家也没有事情，睡到中午起来，平时就和朋友玩玩台球。不上学了，出路只能是打工或者做学徒。但不管是打工还是学徒，都不容易。前段时间，一个朋友邀他一起去深圳学厨师，希望在清真馆子里学个一两年，两人争取自已开一个拉面店。“计划的时候觉得特别兴奋，特别有盼头”，结果深圳的店里说只能收一个学徒，他的朋友去了一段时间，因为管理层的纠纷被迫回了家。“想的时候觉得特别好，结果还不是落个空”。生活太闲了，睡觉花去一天中大多数时间，他自己说，“睡着就不会想着烦心事了”。
从外表上看，三少和我在内地乡村碰见的那些没有上大学的男孩子没有任何区别，但我总觉得他心里有一层说不出来的苦闷。三少正处在男人一生中最后一段无所事事的时光，但他对此一无所知。尽管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山地和旱塬里，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并不遥远，至少他已经见识过网络和高铁，但怎么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完全没有主意。甚至，还没开始尝试，这孩子心里已经有了许多障碍。
转场
公务员额尔古纳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养马上。一到冬天，他就赶着马群，从租来的夏牧场转向租来的冬牧场。在草原被围栏分割后，转场之路愈发艰辛。
喇嘛的黄金周
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有一座修建于18世纪的喇嘛庙，哈斯乌力吉是唯一的喇嘛兼寺主。每年国庆长假期间，他都会迎来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
瓮中之城
永泰古城建于明万历年间，大多数居民已经因为长期干旱而迁离，由于旅游开发，牧羊人余希忠将面临古城最后一次整体搬迁。